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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時代向外擴張的軍國日本,其實並不是這個國家的原型。在建立靖國神社的明治時代之前,「三百年太平」的江戶時代對日本的影響更為深遠。在此之前,日本可大致分成關東、關西、九州和東北四個主要文化圈。九州在很早之前就被吸收進入日本文化體系,但仍以「隼人」這種稱號留存著一定的獨特性,而東北真正進入日本文化體系則要等到奧原藤原氏被消滅的鎌倉時代之後了。今天我們在研究日本文化時,多半以「關東」及「關西」兩個概念進行討論。但是,關東關西的「關」是什麼?
中國很早就有所謂「關東」的概念。在古代,「關」指的是函谷關,戰國時代除了秦國以外的六國稱為關東,秦末項羽與劉邦間的「懷王之約」也商定先攻進函谷關者可以成為「關中王」。後代的「關」,則指明清纏鬥的要衝山海關,所以日本派駐東北地方的軍隊才會稱為「關東軍」。
在日本,所謂的「關」指的是由天武天皇設置、從近畿通往各地的三個重要關所。它們分別是通往日本海側北陸道上的愛發關、通往東北東山道上的不破關,和通往太平洋沿岸各地東海道上的鈴鹿關。這三個關所位於今天的福井縣、歧阜縣、三重縣,若從地圖上來看還真能以琵琶湖為中心,畫一條線,將不包括北海道在內的日本一分為二。位居三關中心的不破關是東西交通的樞紐,不僅天武天皇奪得天下的壬申之亂決戰地就在附近,連一千年後決定德川家天下的關原大戰也在此處發生。
從關原出發,無論到織田信長「天下布武」的根據地岐阜,或是他的夢幻堡壘安土城,距離都不到五十公里。至今日本仍存有明顯的「關東」「關西」對抗意識,除了豐臣秀吉重商色彩強烈的大阪和德川家康農本主義根據地江戶間的性格差異外,千年古都京都及今日首都東京間的優越感角力,也是其中一個原因。而這些意識的分界線,就是串連三關的無形直線。此外,三關中心的不破關,即關原所在地的岐阜縣,在方言上亦為關東腔與關西腔的分界線。
最近日本很流行所謂的「縣民性」。意即雖然皆為日本人,各地區居民的性格其實大不相同。縱使日本原本就有東北人木訥實在、關東人比較冷淡、關西人社交性強喜歡搞笑、九州人與豪邁男子畫上等號的既定印象,但是只要實際比較就知道,就算身在同個文化圈,相鄰兩縣的居民性格仍有不同。更有甚者,關西文化圈裡位於神戶、姬路所在地兵庫縣隔壁的岡山縣,就有縣南人重視合理主義且頭腦靈活、縣北人重視人情義理的差異。造成這些區別的除了上述的地理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字:江戶時代的「藩」。
雖然戰國時代最終拿下天下的是德川家康,但真正開啟日本統一之路的,卻是剛才提到的織田信長。這位日本歷史上的革新者選擇岐阜城和安土城作為自己的據點,正是看上位於琵琶湖兩側的日本地理中心優勢。日本長期區分為關東關西兩大地帶,一邊是重農尚武的武士新社會,另一邊則是重文化且商業興盛的舊秩序社會。恰為兩種文化結合體的織田軍團席捲日本各地,在天下即將完成統一時,信長因為明智光秀的叛變身亡,由豐臣秀吉繼承其重商主義與政治資產。後來秀吉一步步收拾掉織田後人,成為日本武家政權的領袖,也就是「天下人」。
順便業配一下江戶時代的初代將軍德川家康T:
相較於中國王朝的皇帝,日本的「天下人」更像各地武裝勢力的最高議長。接下信長資產的秀吉除了自己出身織田家外,臣服他的各地有力武將,許多同樣出身自織田家。這些跟隨織田信長征戰四方,在各地獲得新領土的部將,加上由豐臣秀吉自己的親族及部將所形成的新勢力,被稱為「織豐取立大名」;而如同薩摩的島津家,自成立以來未曾離開自己根據地的,則是「舊族大名」。
織豐取立大名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由於織田信長的廣域作戰,讓有功的部將所得到的新領地,可能在相隔甚遠的陌生地區,其軍團制也讓武將間的調動變得習以為常,提高作戰的靈活度和機動性。另一方面,過去大名將土地交給手下部將直接領有的「知行制」,逐漸轉型為由大名委任的首長制。一反之前部將取到領地後「落地生根」、當地人只認自己老板卻不識「大頭家」甚至擁兵造反的現象。所以從秀吉時代開始,大名的改封、「國替」成為封賞及懲罰的手段。這種作法也被德川幕府繼承,在關原大戰後德川家把大名區分為「譜代」(過去就效忠德川家的部將)、「親藩」(德川家血統親族)、「外樣」(殘存的織豐取立大名和各地舊族大名),無論在友好度或待遇上都有所區別,而且經常因為各種理由進行國替與「改易」 (沒收領地),直到江戶時代中期各地的封國才大致穩定。
根據這樣的背景,導致各藩間產生不同的居民性格。比方「加賀百萬石」前田家所在的石川縣,一方面因為地形交通的隔絕培養出某種孤立性格,一方面又因為前田家歷代家主喜好文學藝術,孕育出九谷燒、輪島塗、加賀友禪和加賀蒔繪等精緻工藝。在此同時,前田家屬於織豐取立大名,以外來者身分進入加賀的他們特別注重武士團的領導統御,也造就了加賀藩強調身分之差與上下之別的住民特質。時至江戶末期,和大阪一樣工商業興盛的加賀,並沒有如同大阪般產生以平民為中心的「町人文化」,加賀人的性格偏向保守,喜怒不形於色——這與他們忍耐了三百年的身分壓迫息息相關。
由於各藩內政和財政獨立,只有在出現重大缺失或後繼之爭、甚至是江戶存心想搞掉這個藩的時候,幕府才會介入。因此在江戶時代,藩內百姓除了知道江戶有個將軍、京都有個天皇外,對他們來說,真正的領袖是當地的藩主,日本自古以來的地方區分「國」(比方加賀即為「加賀國」,所屬領地超過一個地方區分以上的大名就叫「國持大名」),也確實是平民大眾生活的空間、是他們眼中之「國」,而日本就是這些國的集合體。
相關書摘 ►《圖解日本人論》:「皇民」就是「日本精神」?
本文摘錄自《圖解日本人論: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解析》,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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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亦竹
以民俗學為手術刀,以日本史為病歷
徹底解剖「地表最令人不解」的日本人原型
從對於死亡汙穢恐懼、對群體決策型態的仰賴
到強調內外之分、同儕壓力大到足以將人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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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前,畢生未曾踏上日本國土的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透過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分析日本國民的性格,留下經典不朽的著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超過半個世紀之後,負笈日本超過十年的民俗學家蔡亦竹,將透過其學術專業,從民俗學角度切入,為讀者精闢剖析日本人的原型以及日本文化的村落性格。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