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一部宗教基本法草案，掀起了不小的風波。反對者認為如果這部法案通過，則台灣將變成信仰團體凌駕所有公權力的宗教國家。也有一些贊成者認為，這部法律多少可以防止政治權力的黑手再次像過去黨國時代一樣，把宗教團體收編為體制內的動員機器。
政教分離一直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最高原則之一，但是這個最高原則卻也很難辦到。就連美國在作證時也要手按著聖經宣誓，不禁讓人想說這位宣誓的仁兄如果是位穆斯林或是居士大德的話，嘴裏說過「我發誓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時，心裏到底會murmur些什麼。
其實在佛教裏，一直都有「王法」和「佛法」這兩種說法。佛法當然不必再作解釋，王法指的就是世間一般法則或是國家君王之法，而對佛教團體來說，兩者是互立而不衝突的。但這說的也只是「理想狀態」，事實上兩者互相勾結或互相扯後腿的情形多不勝數。擁有神道和佛教兩大「強權」的宗教大國日本，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宿命。
自稱為神明子孫的天皇家，從古代就有所謂的「官國幣大社」制度，幣指的就是「幣帛」，也就是獻給神明的供物，「官幣」指的就是由中央政府、而「國幣」則是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祭祀經費的各級神社。平安中期完成的法律規則「延喜式」，50卷裏就有10卷是神道的相關內容。被視為神道最高峰的伊勢神宮，過去還是由未婚的皇族女性擔任所謂的「斎王」。在日本早期歷史，「政」這個字就像它的日文念法「まつりごと」一樣，根本幾乎和「祭事」等同意義。
後來佛教傳進了日本。這個當時東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可不像現在被定義為「宗教」，而是追求真理的科學（不要笑，你先看看你身邊現在還有多少人把宗教當成真理的）和先進技術的綜合體系。日本為了讓自己可以成為在世界「站起」的國家，自然用官方力量系統性地輸入這個體系。雖然現在可能難以想像，但佛教在日本曾經興盛到幾乎把神道逼到無處可退——畢竟比起拜自己家附近土裏土氣的王爺公或姑娘廟，皈依先進國家來的seafood好像比較威一點。
在日本古代也被視為軍神的大威德明王：
過去在日本時代的台灣各地興建神社，是明治之後政府為了讓天皇家成為國民集結中心的「國家神道」人造結果；以前的日本可是佛祖為了拯救永為神身而「難以解脫」的日本神明們，還在神社裏設置所謂的神宮寺，方便讓神明們聽經修佛的。
為了挽回這種劣勢，神道在後來還發展出「本地垂跡說」，也就是說其實日本的神明們原本都是佛菩薩，是為了救渡日本這些信徒才化身成比較親民的神明模樣。本地垂跡說的最著名產物，就是日本宗教信仰裏獨有的各種「權現」。所謂權現指的就是「暫時顯現的姿態」，用這種含糊的解釋統合了佛教和神道兩種信仰。在日本這種現象被稱為「神佛習合」，在台灣比較接近的例子，就像道教的宮裏會有觀音佛祖，關聖帝君成為佛寺的伽藍菩薩等等。
因為日本佛教是官方導入，所以奈良時代的所有佛教建築和人事經費都由政府負擔，當時的和尚完全等於國家公務員。也因為這樣，出家必須要經過國家認證，每年各宗的出家人數都有數量規定，這種制度稱為「年分度者」，年分度者的數量也自然決定了這個宗派的興盛與否。這個時期的佛教專為國家服務，修行內容也偏向經典的學術研究。因為位於奈良，所以也被稱為「奈良佛教」，或是以奈良的別名統稱當時興盛的華嚴宗、法相宗等宗派為「南都六宗」。
原為食人夜叉，被大日如來感化後成為護法明王的金剛夜叉，為最適合浪子回頭的善良惡男穿著：
奈良佛教的偉大遺產，就是今天以專咬中國人的護國神鹿聞名的東大寺，和相鄰不遠、以美少年正太之姿而被稱為「佛教貴公子」的阿修羅像聞名的興福寺等巨大古寺。而這些古寺也開了一個惡例，就是在模倣大唐土地公有制的當時，這些寺院和好鄰居春日大社等神社，就以「奉獻給神佛」為由，開始擁有了許多被列為班田制外的寺田、神田用來支付營運費用。這種立意於聖俗分離的作法，卻導致了後來寺社極度世俗化而且還越來越大尾的惡果。
奈良時代的土地公有律令制終究不符合人想要擁有私產的共通慾望，到了奈良寺社開始出現巨大影響力，而讓天皇家生氣而把首都遷到京都的平安時代，律令制根本名存實亡而讓國家收不到多少稅收。而且公費支出的東大寺其實在過去興建的時候，就因為經費不足而把募資重任交給了當時的私度僧行基。這位在各地行善並且追隨者眾多的民間沒牌和尚，還曾因為影響力太大而被國家處罰，結果為了要他去找錢以便發包工程，就收編了這位「違法」的法師、並且賜給他「大僧正之位」。
可見所謂的聖俗分離是個假命題，事實上「王法」和「佛法」本來就時而連合時而對立，但兩者永遠難分難捨。律令制崩壞後，貴族們紛紛以「莊園」（也就是別莊）名義躲避國家徵稅，並且因為別莊是私人財產，自然官員們除了不能徵稅之外，更不能進來訪視調查，這稱為「不輸不入之權」。
貴族們都能如此，寺社們自然不落人後。而且這是神明佛祖的地產，你好大狗膽敢進來囉嗦這樣。寺社在擁有了大片莊園之後，影響力更為巨大。再加上過去國家支持佛教的傳統，有許多寺院迎接皇親貴族之後前來擔任住持。
這種稱為「門跡」的傳統除了可以讓寺院加強和當局的關係，對貴族們來講也有讓多餘子弟找個好出路、還不會產生後代繼續消耗家產的好處。結果一路發展下來，到了鎌倉時代中後期時，各寺社都發揮各自的影響力，而爭取到各種「座」——也就是商品的壟斷專賣權。
這下子佛門聖地有人、有地、有財源，自然會擔心有人來搶來囉嗦了。所以許多寺社開始找來了一些敬神修佛、但是稍微身強體壯的同修進來，這些館長的前輩們在神社被稱為「神人」、在天台聖地比叡山則被稱為「大眾」，負責用比較衝動的方式告訴世人們神明和佛法的偉大。
傳統密教用金剛界、胎藏界兩種曼荼羅圖來表現宇宙構造時，大日如來都是位於中心的最高存在。
這些宗教團體只要一不開心，就會神佛一體由僧兵們扛著神社的神木或是神轎，上京威力展示一番。這種行為稱為「強訴」，連白河法皇和平清盛這種一代權力者都吃過虧。後來一直要等到戰國時代的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才開始用「物理方式」讓這些宗教團體安靜下來。
因為重臣明智光秀的叛變而身喪京都本能寺的紅蓮烈火之中的織田信長：
而與國家權力無關、起於民間的淨土真宗門徒，也在本願寺壯大之後被列為「准門跡」。失去了利權和武力的宗教團體，在江戶時代的「宗門改」制度下，寺院成為幕府掌握戶口的機關。這也是現今大多數日本人雖然沒有特定宗教，卻擁有各家傳統的「宗旨」，並在喪事時讓固定寺院辦理的原因。
明治時代，政府曾經想要大力整合所有佛教宗派，還發生過激烈的「廢佛毀釋」風波。這個嘗試最後失敗，而以各宗均尊伊勢神宮、奉拜神宮大麻的妥協結束，但政府深入控制宗教團體的方針，則隨著日本軍國化而日漸嚴重，各教派甚至成為日本對外攻略的先鋒部隊。也因為這種歷史的反省，所以戰後的《宗教法人法》給了宗教團體極大的自由空間。
不過90年代的奧姆真理教事件，再次重擊了過去由文部科學省主管宗教團體的宗教自由化方針，而讓《宗教法人法》又經過了一次重大改正。現在的宗教法人必須提出幹部名單和財產清單等資料，並且對於宗教團體的免稅優惠也有種種審查，以防宗教洗錢的老招發生。一些比較奇怪的宗教團體，也變成了公安警察的監視名單。而在政治上，像公明黨或幸福實現黨這種明明主體就是創價學會和幸福的科學，但是為了遵守政教分離的原則，在官方資料上，不管是幹部或是財政也都是劃清界線，最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宗教團體的票源支持。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就知道「聖俗分離」是個難以達成的理想。宗教團體一樣是人的結合，理論上它就必須受到社會及法治的規範——雖然每個信徒都覺得他的神是超越世間一切的。過去也不乏許多當局為了達成政治目的，而用公權力威脅利誘宗教團體為其羽翼、甚至勾結的例子。但是針對現代台灣許多的信仰亂象，為了防止宗教團體獨大、或是相反因為信仰被修理的憾事再次發生，透明化、法治化或許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不然一個社會大家都覺得當seafood最爽的話總是很那個的。
轉角國際原文：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466521
